李逵坐衙的镜鉴
2016-03-01 10:06: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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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逵坐衙的镜鉴

文/赵炎

载《华声》3、4期合刊,责编:肖婷婷

常言道,行一棋不足以见智,弹一弦不足以见悲。《水浒传》第74回写黑旋风李逵寿张坐衙故事,就是大闹泰安州之后的神来之笔,看似插科打诨,无关紧要,实质另有他意,细思极恐。

如果把梁山诸君做个细分的话,不外乎三类。第一类是装弹起哄的,人数众多,没有具体目标,容易被蛊惑,有点像“脑残”;第二类是扣扳机瞄准使坏的,这类人没几个,宋江、吴用等均在其列;第三类就是枪子儿,指哪打哪,逮谁咬谁,不讲道理,缺乏理性,李逵是个典型代表。

也就是说,李逵坐衙,未必就是简单的意犹未尽或心血来潮,他肯定没有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智商,也不具备故意搅混水的素质。因此,闹完泰安闹寿张,得反向去揣摩作者此举的“高级黑”,----坐衙本身的戏剧性也许并非看点,其引爆的负能量,才是镜鉴之所在。

自古以来,管制危机的形成,外敌入侵、匪患滋扰和群体事件引发的上级干预等,都是主要原因,谁也没见过单枪匹马攻州略县者。小说用这种违背常识的手法,虚构了这一幕,“却说李逵手持双斧,直到寿张县。当日午衙方散,李逵来到县衙门口,大叫入来:‘梁山泊黑旋风爹爹在此!’吓得县中人手脚都麻木了,动惮不得。”知县后门遁逃,失去管制能力。

一县之长,何惧区区李逵?

莫非此君也想来个“秋风易水别燕丹”,换得“家国臣民皆泪悬”?当然不会这么悲壮。胆小怕事没担当,自知孤家寡人而已。

封禅圣地泰安州,对于北宋王朝的政治寓意就不说了,其下辖的寿张县毗邻梁山,那些年梁山势力迅速扩张,寿张知县不可能不知道,不可能没有具体的防范措施。另外,冷兵器时代,单兵战力怎样?读《史记》可知,跟李逵战力相似的樊哙,每战不过十余首级。如果这个知县平日里稍有作为,遇事不避,遇难不退,恐怕无需军队,仅凭都头衙役,也能收拾了李逵。可惜的是,他把丈母娘当成了大嫂子,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。

此镜鉴的意义,在于反向凸显了官与地方的关系。

地方官的作用,古人论述颇多。比如秦汉政治家提倡“明主治吏不治民”, “夫忠良之吏,国家所以为理也”,“治天下者以人为本,欲令百姓安乐,惟在刺史县令”,等等。《东轩笔录》对此做了提炼,认为好的官员,可以让地方“野无闲田,市无喧争,路桥修葺,更鼓分明”,反之则社会纷乱,民不得安。

安民,当然需要足够的管制能力。

地方官首先得发挥渠道作用,贯彻中央政府的大政方针,其次就是管制能力,代表着中央政府行政地方。如果失去了管制能力,法令必不能清肃,何谈“以政裕民”?一切都会走向反面。小说着意渲染李逵的威慑力,反衬的恰恰是地方政府主心骨的无能与昏聩。

乞火不若取燧,寄汲不若凿井。

官员如何提升管控危机的能力,实现地方的长治久安,历朝历代都有探索,窃以为“平恕”最为有效。

“平”,即公平公正公开,不怕监督和晾晒。以诚感人者,人亦诚而应。凝聚力增强了,战斗堡垒作用亦必随之增强。

“恕”,指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恕罪宽恕,而是有原则讲法治的“仁恕之道”,一方面制胜私欲、遵从自然和人文规律,用德去感化,以礼去整顿;一方面以法治世,用禁令去规范引导。荣誉感和责任感增强了,歪风邪气就没了市场。

若此,李逵何能为耶?

坐衙之情节相当搞笑,我就不引原文了。

穿戴上,看过非洲人穿绿色衣服没?一眼望去,就那效果;做派上,看过演员跟观众要掌声的没?字里行间,差相仿佛;过程中,自导自演县太爷审案,擂鼓三通,令史祗候排衙,无人喊冤,两个牢子互告,何其有板眼!判决结果,打人者是好汉,被打者门前示众。一番无厘头下来,这个县衙的官体、官仪和官威,基本上也就荡然无存了,想来令人喟叹!

我们读小说的咧咧嘴也就罢了,可是看热闹的老百姓那忍不住的笑,就是两百钱的花生----有得驳(剥)了。

天地之间有杆秤,秤砣就是咱老百姓。官员为政优劣,百姓心中门儿清。举个例子,明代成化年间,新会知县丁积累死在任所,“百姓聚哭于途”。他们为何哭?丁积有一颗爱民之心啊!

荣耀和付出往往对等,权力和实力也往往相匹配。如果寿张知县也是个清官良吏,也能够“与民同利”,与百姓休戚与共,那么,百姓们恐怕就不是看热闹笑哈哈了,而是会操起镰刀锄头跟李逵玩命。

孟子不是说过嘛,“乐民之乐者, 民亦乐其乐;忧民之忧者, 民亦忧其忧。”有了群众的支持,知县应该不会跑路,李逵的下场就是法场了。

可以肯定的是,李逵之所以有恃无恐,恣意胡闹,凭的不是斧头和勇气,而是当地百姓与官员之间的离心离德,他不怕被围剿。

此镜鉴的意义,在于反向凸显了官民关系的重要性。

地方官,好则民安,劣则民怨。

在古代,官员的政治行为规范,除了强调“忠君、事君”外,还要“爱民、恤民、富民、利民”,真正同“民”融为一体。

现实官场中,对官员的要求,要么清正廉洁,要么民主法治,说到根儿上,都不如那句“关心群众疾苦”来得简明扼要。作为地方官,角色之重,责任之大,每个人都应该心中有数,如何对上负责、对下尽责?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,就是行大道,就是对上负责、对下尽责。

谚云,供飨灶王爷跟供飨玉皇大帝,是不一样的。在此,还应该为那位倒霉的寿张知县辨几句,他既不是谢家宝树上偶尔出现的黄叶,又不是青骢骏骑上难免存在的小疵,而是宋代吏治滋生的普遍现象。

宋代立法和司法思想中的“重法治民,宽典待吏”,或是原罪;还有,宋代官吏管理施行的“差遣制”也很糟糕,官名与实际职务相脱离,官员的实际职务,由皇帝灵活授予,随时撤换。未获差遣的,只领俸禄不理实务。

干活与不干活,都一样拿薪水,犯罪的与守法的,法律面前一个样,那还追求个啥?于是乎行政效率低下,腐败丛生,百姓与官员的关系渐行渐远,站在衙门口看笑话,还是轻的,没有随李逵上山就不错了。

通俗的说,官员是被制度惯坏了。

清朝康熙年间,内乡知县高以永曾撰过一联,“得一官不荣,失一官不辱,勿道一官无用,地方全靠一官;穿百姓之衣,吃百姓之饭,莫以百姓可欺,自己也是百姓。”此联可作为本文的高度概括。

地方全靠一官,固然夸大其词,但也并非过时之论。如果每位官员都能以此联共勉,从心而动,仗剑而行,那么发展成效、民生冷暖诸指数,自不待言,起码不会像寿张知县那样狼狈出逃,惶惶然如丧家之犬,类似李逵坐衙的荒诞剧那也是一定不会上演的。(赵炎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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